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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的法兰西

2019年9月16日 - 国际

强大的法国公司与困境中的法国经济

01持续低迷的经济

过去五年执政法国的奥朗德总统在刚结束的法国大选中就没有参选。他和他的前任总统萨科齐也成为了法国二战以后仅有的两位没有能够连任的国家元首。选民们早早就将这位总统抛弃了,2016年奥朗德的支持率就已经创下了法国总统历史最低支持率,仅4%。

奥朗德被选民的抛弃是最正常不过了。五年前,左翼政党代表奥朗德胜选法国总统,他展现给世人的是敢于叫板市场、捍卫法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魄力。当时,欧洲各国为了应对欧债危机,纷纷执行紧缩政策,而奥朗德偏偏逆流而动,高举“反紧缩”的大旗。上任后不久更推出了“史上最严苛”的增税措施,其中高达75%的“巨富税”令舆论哗然。

不过,政治是很现实的,仅凭气魄和姿态是拯救不了经济的。奥朗德执政头两年,法国实际GDP仅增长0.2%和0.6%。以至于在2014年新年致辞中,他不得不承认低估了经济衰退的程度,并接受有关法国赋税太高、福利泛滥、企业环境不佳的指责。

接下来的三年,法国在奥朗德的领导下继续表现出三高一低的经济特征。其中,法国失业率在2015年创历史新高突破了总人口的10%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4%。

02强大的法国企业

法国本土的经济衰落是值得深思的,因为作为世界强国的法国根本不缺乏经济优势。

首先,技术上,法国的核工业,航天工业均是世界领先。二战结束后至今,法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成果其实一直排在德国、英国之前,居欧洲首位。世界粒子物理学的圣堂——欧核中心,就在法国。高端技术制造业上,空客集团这些年来牢牢掌握着国际上一半的民用航空市场。在核电领域,阿尔斯通研制的核电汽轮机发电机更是世界第一。

传统制造业上,法国的标致雪铁龙是仅次于德国大众的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法国也是除美国外唯一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

奢侈品领域,LV、爱马仕领衔的奢侈品集团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市场和利润额增长。以爱马仕为例,这个中国女性为之疯狂的品牌2016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为13%,其31.8%的利润增长让全球同行都难望其项背。另一个奢侈品巨头LV集团作为全球奢侈品品牌中的销售额冠军,旗舰店几乎开遍了亚洲各大都市。2015年LV集团的销售额突破40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澳门地区的GDP,颇有富可敌国的味道。

在金融资本上,法国也是欧洲仅次于英国的强国,法国安盛集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保险集团,亦是全球第三大国际资产管理集团。

家乐福、雷诺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大企业,法国的红酒香水也享誉全球。

这些公司的表现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都相当亮眼。然而它们在全球市场上高歌猛进的同时,法国本土则陷入了更严重的衰落和低迷。

03从国民经济到全球经济

在法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民经济逐步向全球经济转型,这些本来在法国本土的企业脱离了法国的政治和社会,变成了全球性资本。

首先出逃的是制造业,这也是最易理解的趋势。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显着的成本差异让中低端制造业迅速外迁,中国人熟悉的东风雪铁龙等汽车品牌正是法国汽车制造业巨头往中国迁移的产物。

强大的法国金融资本则紧随其后,伴随着跨国实业资本的全球布局,巨大的资金需求让法国金融资本也开始加紧全球化布局。

法国强大的技术优势,也不再为本土所用。在国民经济时代,技术产生就业,一个技术的产生往往导致一个产业的产生,从而也是产业技术工人的产生。但在全球经济时代,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往往把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纵然法国近年来在技术依然成果颇丰,毫无衰败迹象,但是这些新技术的产生,既产生不了本土产业,更产生不了本土产业技术工人。

一个不太为众人所知的事实是,我们在现今互联网时代每天使用的www万维网技术,实际就是前文所述的欧核中心的产物。Web技术在美国和中国的商业领域大放异彩,法国本土却至今没有一家拿得出手的互联网公司。法国实际上也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二大技术引进国。

随着制造业,金融业,与技术三大资本的空心化,法国本土的中产阶级数量骤减,消费能力萎靡。法国在全球最具竞争优势的奢侈品产业也把重心转移到了更具消费能力的亚洲。至此,法国经济黄金时代的四驾马车:制造业、金融业、高端技术、奢侈品产业悉数出逃。法国本土经济在希拉克时代全面熄火,“三高一低”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根据法国《回声报》的统计,法国跨国公司2014年在境外雇佣了550万人,占公司人员的56%,营业额的54%,共在190个国家掌控了37000家分支机构。如LV,家乐福这样大型跨国公司,境外营业额平均占比为83%,境外人员平均占比80%。

一个颇具深意的事实是,2017年3月,法国劳工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法国总失业人口为550.38万人,法国国内失业人数竟然与法国的跨国公司在境外雇佣的人数基本相等。

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质,脱离了政治和社会的制约,即使遇到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阻力也能够自行全球化。并且,通过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利益仅仅流向资本及其和资本关联的少数社会精英成员,形成了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主权经济时代本来保留给法国国内大众的利益,则随全球化扩张流向了境外。

04变革的呼声

当资本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政府则陷入困境。大量资本的流失,致使法国的税基大大减小,政府缺少收入,民众也饱受失业之苦。

在政府和普通民众双双陷入困局的法国,改革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大部分反对党都将矛头直指全球化与欧盟。那么,法国的困境是不是真的由全球化带来的,法国政府过去能够扭转这一困局么?

大众民主与福利化的法国

01一个没有义务的权力

《公民的加冕礼》是法国当今史坛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史家——法兰西学院近现代近现代政治史教授罗桑瓦龙为其探头法国普选史的扛鼎之作所去的书名。在该书的导言中,他对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或曰选票箱前的平等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彰显的力量作了如下概括:”选票箱前的平等,是民主首要的条件,平等最基本的形式,权力最无可争辩的基础。“

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开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在上世纪70年代,民主被西方世界从单纯的一个政治制度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大批如罗桑瓦龙一样的民主原教主义者因为各种动机,不断将西方社会积极的一面全部趋炎附会成了大众民主带来的结果。

这个权力则十分可疑。首先,任何权力必对应其义务,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力。从卢梭到罗桑瓦龙,没有人指出过他们所说的人手一票究竟对应了什么义务。一人一票,意味着每人都分到了一份政治权力,却没有保证每个拿到权力的人能够按照这些思想家们描述的那样运用。

二战结束后,跟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法国的选举权开始逐步扩展,精英式的民主滑向了大众民主。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

在民主原教主义者的描述里,选民是高度抽象化的可以忽略个体差别的公民;同时,民主原教主义者理论里的选民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是统一甚至合一的;选民还拥有理性,会从长远的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过,现实生活中的选民完全不符合这样的假设。

大部分选民并不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运用自己的选票为国家大计长远考虑,而是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上为自己当下的短期境遇求福利。抱着谁能够在当下让我得到更多眼前的好处,我就选谁的心态,大量选民开始将手中那“不需要尽义务的权力”行使给了承诺他们更多福利的政客。

如何靠着“天赋”的权力把别人的钱乾坤大挪移到自己的口袋里,成了大部分选民最关注的问题。政客更是乐见用纳税人的钱派发福利来收买选票,用别人的钱来为自己购买权力,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02大众民主下的选举——福利的拍卖会

在法国,大众民主形成的过程也同时是像戴高乐一样的二战伟人告别政坛的过程。在戴高乐时代具有远见和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集体谢幕后,粉墨登场的是以密特朗为代表的只以获得政权为目的政客们。就是从密特朗总统开始,法国的大选变成了一场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最先被推向极致的是带薪假期的延长和最低劳动报酬的提高。

二战初期,法国的法定雇员带薪假期跟世界上其它国家一致,都是5到15天(这一惯例至今在欧洲外的其它地区如新加坡,美国,中国等都还基本遵循)。一直到1980年,这一惯例在法国都没有根本性变化。

1981年密特朗上台,法国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劳工福利政策。1982年增加为每年5周带薪假。1982年1月,法国议会通过每周39小时工作制。1997年5月,法议会又通过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法案。

与大规模缩减的法定工作时间对应的是高频率增加的最低劳动报酬,法国的最低工资最少每年增加一次,甚至一年增加几次。到1998年7月,法国最低工资已调整为每小时39.43法朗,每月最低工资6663.67法郎,而当时一台中等轿车的售价约70000法郎。

然而单纯的强制提高员工福利会迅速导致企业大规模裁员,所以另一系列的政策应运而生,那就是侵夺企业主的自由经营权,设立繁琐的条款限制企业主解聘雇员。

诞生于1910年的《劳工法》本来是只有500页左右的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册子,在之后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都没怎么变过。从密特朗执政时期开始《劳工法》飞速膨胀,20年间条款新增到3600多页,新增的限制企业主解聘员工的条文文字竟相当于一部全套《资本论》的文字。法国的企业主解雇员工要受到法律的种种限制,并不能任意行动,大批解雇员工还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

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样的政策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企业主根本不敢签约雇新人了,同时还要不断找机会在尽量低的成本下尽力解聘现有员工,甩掉包袱。法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是24%,高出平均失业率一倍的成因就在于此,因为企业主不敢轻易雇佣新人。

家乐福是一家在中国妇孺皆知的零售业巨头,大卖场制度就是家乐福的经营创新(很多人误认为沃尔玛是大卖场经营模式的创造者)。这种在商场内基本不设营业员,仅在出口处设收银员的方式,就是要通过削减人力来对冲雇佣员工的财务和法律的麻烦。这个模式没有最早出现在善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美国,而是最早被法国人创造出来,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受员工雇佣的麻烦远超其它各国,这是法国社会畸形的福利制度倒逼出来的创新。

随着时间的推进,降低工作强度已经不能满足懒人的胃口了。政客们开始更加变本加利,开始承诺“白给钱”,以“购买”选民的选票。

对社会伤害最大的当属失业金。就是失业者在失业两年间,可以领取每月最高5000欧元的失业金。这个政策有两个严重后果,首先很多员工都开始了“故意”失业,给自己放长达两年的“带薪假”;第二,企业对员工的失去了管理威慑,员工完全不怕老板炒掉自己,其工作态度可想而知。

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就拿刚刚卸任的这位奥朗德总统举例,五年前他竞选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纷纷开始执行紧缩政策,削减开支。奥朗德却不顾法国羸弱的财政,号称要通过征收75%的“巨富税”来继续大搞福利政策。结果是他执政的五年法国成了欧洲经济表现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头两年经济几乎停滞,他的“巨富税”从来就没有执行,也没办法执行。

奥朗德虽然没有参选,但是代表奥朗德背后的社会党参选的阿蒙却更变本加利。他在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中,居然提出了要让法国推行全民生存收入计划:只要你是法国公民,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每月从政府领取收入。这一政策要带来的财政负担保守估计达4000亿欧元每年,单这一项政策就足以每年产生一个希腊债务危机的债务规模。

03全球化只是替罪羊,税收避难才是企业逃离的真相

法国要推行高福利,必然要高税收,而高税收便会导致被高额征收的对象逃离法国。法国常规的福利项目多达400多种,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制度导致政客们不敢向广大民众征税,怕丢失选票。所有的税收矛头便对准了在选民比例中占少数的有钱人和没有投票权的企业。法国的企业税税率,是全欧洲最高的,为36.1%,高出欧洲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大量的法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高额税收和雇员畸形的福利制度双重挤压,能逃则逃,不能逃则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法国本土在世界上极具竞争力的四大产业陆续外逃,而以中小公司和个体经营者为主的没法逃掉的企业,从1980年至今已经有超过50%没能逃过破产或关闭的命运了。

法国政府对富人的税收则更加严重。对于年收入130万欧元以上的人,法国政府定义为有钱人,对他们收取75%的重税。刚刚过去的2017年大选中,另一位极左翼领袖梅朗雄更是提出,要向所有年收入40万欧元以上的人征收90%的所得税。大众民主在法国已经演变成一场多数人对少数的掠夺。

据法国《费加罗报》2014年的统计,法国平均每一天都有一个富豪外逃。

法国的富人外逃就是从前文所述的密特朗政府开始的,密特朗为了自己的福利政策,在1981年首先开征富人税,包括影星阿兰·德隆(他因主演了《佐罗》,在80年代的中国人尽皆知)在内的法国富人开始选择瑞士和比利时作为自己的居住地。法国征收的富人税针对的是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人,涉及的人群大约在60万左右,约占法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2011年,这部分人群总共向法国政府缴纳了超过45亿欧元的税收。

这些高收入者的出逃导致大约800亿至1000亿的资产从法国流失到了海外。法国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的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2013年就申请了比利时国籍。

04福利顽疾

导致法国本土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大众民主下泛滥的福利。

全球化只是其资本和富人逃离的外部因素。法国从密特朗时代开始的由盛转衰已经持续了接近30年。这些福利在经济上的苦果也暴露无遗,从希拉克时代起很多公众人物其实都在不同时期指出了高福利的弊病。

刚刚当选的马克龙也表示要调整福利政策,那么法国社会会有转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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