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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葡我的视野是那些缺衣短食的穷艺术家,艺术圈是个名利场

2019年12月11日 - 艺术

新京葡,对于宋庄和其它艺术家村落,以及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一些著名评论家的话语则是艺术界不可或缺的声音。他们对于艺术村的看法或一致或不同,但是无论怎样,都是最贴近艺术家生活的声音。
栗宪庭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进行关注和推介当代艺术的工作,而在今天他已经是艺术圈中公认的“教父”。中国前卫艺术史上的那些重要名词,诸如“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艳俗艺术”,都是由栗宪庭赐予的。而这些名字,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不可缺少的符号。
1979年到1983年的几年,他在《美术》杂志做编辑。从那开始,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间里,他便一直以文化战略的角度关注当代新艺术,先后推出了“乡土美术”
、“伤痕美术”和极具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美展”以及曾引起轰动的“星星美展”,使得那些当年还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们开始渐露头角。他甚至在那个写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候,竟然做了整整一期的抽象主义,而想以此去颠覆“写实”。
在当时,也就是因为他的种种“先锋”举动,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清除出了杂志。1985年后,栗宪庭开始担任《中国美术报》编辑。在那段时间里,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独立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一次将《中国美术报》这样的权威刊物转化成了推介新思潮和新观念的主要阵地,变成了推荐当代艺术的实验场。
“85美术思潮”
、“新文人画”等就是最为著名的策划。在那时他开始关注那些居住在圆明园的被人称为“盲流艺术家”的自由画家们,从而使这些艺术家开始被外界所熟识。而在那些艺术家当中就有如今已经成为“大腕级”画家的方力钧等人。
栗宪庭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和热情,他说“艺术是不断变化的,它总是不断地通过语言的变化来为人类揭示新的感觉世界。所以批评家总是要保持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生存感觉和新的语言变化的双重敏感。”
进入90年代以后,栗宪庭不愿意再去依附某个团体或机构,这位已经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评论家更愿意以一种独立的状态去参与到艺术当中。他开始以自由策划人和独立评论家的身份继续推行着自己的想法,并独立策划多次颇有影响的世界级艺术展,也就此奠定了他“教父”的位置。
在栗宪庭看来,“批评是一种判断。它需要的是眼力,是面对作品能够判断好坏的能力,而好坏涉及到价值标准。在一个稳定的系统或者价值稳定的时期,诸如文人画系统,判断或者眼力是一种鉴赏家的眼光,而在价值体系的大变动时期,判断本身的过程即是参与价值体系的重建过程。”
栗宪庭早在担任《美术》杂志的编辑时,就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后来他总结说“当时我认为好的作品,一些老编辑却有着相反的看法,所以后来我说在文化的转型期,我们不需要像鉴赏家一样选择好画,而是要选择与文化和艺术运动有关并产生意义的作品。”
栗宪庭说自己从80年代开始所做的一切,便是对自己这种理念的践行。
《财经时报》:您是较早进入宋庄的评论家,在您看来艺术家村的形成,在最初是想找一个比较安静且便宜的地方创作还是有意想成为一个群落?
栗宪庭:应该是前一种吧。其实这些艺术家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寻求一个能够自由创作的相对安静的环境。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便宜和大房间。要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在城市中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财经时报》:您觉得现在宋庄的一些艺术家所取得的成绩与艺术家村本身有什么联系吗?
栗宪庭:是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艺术家村毕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安心创作的自由环境。这里不是美院也不是画院,所以不用按照某种规范和意识形态去创作,不用在其位谋其政,更不用去开会,艺术家可以只考虑创作。这一点和他们日后所取得的成绩当然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财经时报》:艺术家当年进驻艺术家村有一种自愿
“逃离”的色彩,可是当外界开始逐渐关注这里的时候,某些艺术家的进驻反而有了某种
“入世”的色彩,是这样吗?
栗宪庭:说“逃离”有些严重了,可能就是想离开喧嚣,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外界关注以后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艺术家再进来可能会带有一些艺术以外的目的,比如想借整个艺术家村的名气使自己也能受到关注。其实艺术界就是个名利场,对艺术家来说,名气肯定是第一位的,而且名与利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可以让艺术家更安心地创作。
《财经时报》:大多数在宋庄和其他艺术家村的艺术家们,愿意受到外界的关注吗?他们认为这种关注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打扰?
栗宪庭:其实大多数人并不怎么愿意这样被关注,他们更多的还是认为那是一种打扰。可是媒体等方面的炒作有谁控制得了呢?但是事实上媒体的关注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作用,得以让外界知道这里艺术家的创作。
《财经时报》:随着艺术家村知名度的提高,后来某些人再住进来是不是会更多的有一种想吸引外界注意的、急功近利的思想?
栗宪庭:任何地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人,后来的人中确实有这样急功近利的。因为毕竟不是当初了。艺术家村毕竟已经名声在外,所以有些人的目的自然不会像以前那么纯粹,这也是正常的。
《财经时报》: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城市规划专家也在关注宋庄,以后可能要进行某种规划和开发。对于此,艺术家们是怎么看的?
栗宪庭:如果官方能在不破坏现有状况的前提下,为艺术家提供一些规划,比如盖一些房子做画廊和工作室等,那么艺术家是欢迎的。我觉得
“自然”是最重要的,只要是自然形成的就会有很好的发展,一旦刻意为之就一定不会成功,比如台北有的艺术家村就是刻意去做的,根本没有人进驻,所以官方的开发要看是怎么做了。
《财经时报》:如果有官方甚至地产商的介入,必然会导致房价的上涨,也许还会把这里开发成一个旅游区,这势必会影响到了艺术家的生活。
栗宪庭:是的。其实就算房地产商不参与,这里的农民就已经开始提高房价了,现在的房价基本已经是最初的十倍了。如果以后宋庄真的被开发成了时尚旅游区,比如像798那样,那么艺术家只能搬走,在这一点上艺术家是很被动的。但是目前看来,国家在短时间内还难有很大的能力来关注艺术,所以近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财经时报》:您现在好象正在策划一个有关艺术区域的项目,是吗?
栗宪庭:是的,就是在宋庄这边有400亩地,我们一起开发,盖一些房子,一些做工作室,一些做画廊,剩下的再做些商业配套设施比如酒吧什么的。主要是想给艺术家和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和空间,当然也希望以后能再改造一些废弃的乡镇企业厂房什么的,逐渐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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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人,在罗中立还是美院学生时他就凭一张《父亲》慧眼相中罗是未来的油画大家,而画作屡创天价的当代艺术F4最早为人所知晓都得益于他的赏识和推介。他创造的语汇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被当代艺术写进教科书。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领路人,天价大腕们的幕后推手。他就是被人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

栗宪庭先生

成功的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他说。如今,他的视野中是宋庄画家村那些缺衣短食的穷艺术家,每天为能解决这些艺术家的生计而奔忙。中国每年近百万艺术院校的毕业生该怎么活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传奇:从教父到乡绅

作为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声名远播。从1979年开始在《美术》杂志做编辑起,他便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新艺术,先后推出了乡土美术、伤痕美术和极具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美展以及曾引起轰动的星星美展,使得那些当年还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们开始崭露头角。而之后的85美术思潮
、新文人画等也是他发起的最著名的策划。那时他开始关注那些居住在圆明园的被人称为盲流艺术家的自由画家们,从而使这些艺术家开始被外界熟识。而其中就有如今已成为大腕级画家的方力钧等人。

罗中立《父亲》

后来,他以独立策展人身份推荐艺术家,策划颇有影响的世界级艺术展,获得极高知名度。一名外国艺术评论家在专栏文章里,称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教父。中国前卫艺术史上的那些重要名词,诸如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以及艳俗艺术,都是由栗宪庭赐予的。

王广义《大批判万宝路》

进入2000年,栗宪庭放弃自由策展人身份,举家搬到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本想过点远离艺术圈的安稳日子。没想到身边艺术家越聚越多,看着众多穷艺术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开始想办法帮这些艺术家们。用他的话说像个乡绅专心在宋庄成就宋庄模式尝试使聚集着数千名艺术家的宋庄拥有一个能良性循环、养活艺术家的画家村模式。

美术馆、画廊、为艺术家们建廉价的艺术工作室,未来还将建造低端艺术交易市场、图书馆等,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最底层的艺术家们生活下去、创作下去,让中国拥有自己自下而上的艺术金字塔市场。

谈艺术生出路:

出路难根本原因是人太多

广州日报:近几年您一直在关心艺术家的生存问题,您说过每年全国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有100万流落在社会上?

栗宪庭:这个数字不确切。但数字是挺惊人的,各省都追求升学率,一些不热爱艺术的人也被赶着去学艺术,因为艺术的分数低嘛,这就增加了艺术考生的量。原来美术学院就那么几所,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美术学院,这就造成了一部分人不热爱艺术但为了得到一个文凭必须去学艺术。

广州日报: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艺术类毕业生出路难这种状况的?

栗宪庭:我是2000年搬到宋庄的,本来是想退休的,但是这里突然聚集了大量的人,年年递增,增加得非常快。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这里有3000人左右。宋庄是艺术家聚集的最大的一个区域,还有798、草场地、环铁、酒厂、上苑、索家村、费家村,现在还在扩展,现在几乎每个村子都在盖国际艺术区,就是很廉价的工作室的区域,看到这种聚集的现象,就可以看出现在艺术家有多少了。

广州日报:为什么做艺术越来越难?

栗宪庭:最艰难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其实最好的作品都是那时候产生的。上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艺术商品化,方力钧画大头,很多人画大头,这是有问题了,但哪个时代没问题呢?上世纪90年代后期,艺术变成了一个名利场。

谈宋庄模式:让穷艺术家富起来

广州日报:您看到的艺术家整体生活状况如何?

栗宪庭:我看到很多艺术家的生活非常艰苦。宋庄有几个大牌的艺术家,有很大的房子、好多汽车,可他们只是金字塔塔尖上少数的人,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是非常贫穷的,生活完全无着落,有的厨房里只有盐、酱油、醋、一大堆的白菜和挂面,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个问题挺刺激我的,所以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广州日报:那您提出来的宋庄模式是怎样的呢?

栗宪庭:宋庄模式是以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为基本的聚集地,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学术、商业、生活这些配套的链条,出现一个生态结构,包括学术交流的平台,比如非营利的美术馆用作学术交流,公共图书馆、书店和其他画廊,基本的框架就是这样的。艺术家肯定得卖画,现在很多艺术批评家都在反对艺术的商品化,但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艺术家经不住商业的诱惑,跟着商业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赞助艺术家的机构的国家来说,你不让他商业化他吃什么?他根本没办法活。艺术和大众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需要靠商业来连接。

广州日报:这个模式是不是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栗宪庭:这个模式现实就是这样的。有的市长来问我,我说不要模仿,要根据你当地的情况。这个需要当地政府出面,一定要政府出面,不能完全让它像荒草那样长下去,像荒草那样长下去艺术家会死掉。
谈当代艺术:

当代天价艺术家仍可能升值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今年上半年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屡屡拍出天价的现象?

栗宪庭:那是完全和中国没有关系的,把中国的艺术品当作矿石弄到西方,然后再制造出产品来,这样一个市场和中国的艺术、生态、经济都没有关系,是个空中楼阁。这个随着西方次贷经济的发生好像一下瘫倒了,但不像人想象的那样突然就没了,其实还存在。今年伦敦拍卖下降了45\\%,那也没彻底崩盘啊,我觉得不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这个东西和我们没有关系。他们的金字塔是建立在西方的基础之上的,和中国没关系。中国人看它起来和衰落都很吃惊。没想到那个和我们这些人关系没那么大,会有影响,但不会影响到状况。

广州日报: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动辄拍出几千万的F4,业界的说法都是您一手缔造出来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栗宪庭:我觉得他们忘了一点,我只是前期发现了这些人,按照我的角度,他们是不错的艺术家,但他们进入市场之后真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广州日报:他们的画卖出了几千万,您怎么看这件事?

栗宪庭:我觉得从市场的角度说,这个价钱并不吓人。西方一线艺术家远比中国一线艺术家的价格高得多,我觉得这些艺术家还有升值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必须把他们放入西方市场的金字塔里去看这个问题。它还有升值的可能。

广州日报:这些一线艺术家的画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出现流拍的现象,宋庄的艺术家的画是不是也受到影响了呢?

栗宪庭:我始终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不关心他们谁卖画没有。我很晚才知道方力钧的画卖多少钱,谁的画卖多少钱,看到拍卖的记录后我才知道。

谈自己:

我被神话了

广州日报:这么多艺术家都跑到宋庄来,都是冲着您来的吗?

栗宪庭:这个都是谣言了,完全把我神话了。这是不可能的,谁会冲我来呢,都是冲机会来的。

广州日报:您对这些艺术家来说也许就是一种机会?

栗宪庭:这也是一种传说啦。还有说我是金手指,点拨谁谁就成。还有更神的,第一次开艺术集市时,我骑个自行车去看,在一幅画前面多停留了半分钟,然后那幅画很快就卖出去了,卖很高价钱,第二天就传到我耳朵里了。我觉得这里面多少有演绎的成分。我实际上是被消费了。

广州日报:您把宋庄模式送入轨道后,过几年您想做些什么呢?

栗宪庭:闭门思过。过去的30年我们是在完全接受西方话语、概念的情况下做艺术的,回头想想究竟对不对?我们是否理解了西方的概念?我们能不能换一套说话的方式。

广州日报:您打算啥时闭门思过?

栗宪庭:两年后吧,两年后我觉得能把手头的事情做完。

老栗瞬间

1.随便送钱的烂好人

见老栗那天,正好撞上著名策展人鲍昆带着一位年轻艺术家登门拜访。年轻艺术家谈着自己的艺术构想,语气诚恳、执拗,说到动情处,目光低垂。老栗不作声地转身进了里间,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白信封,他把信封推到年轻人面前,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先要生活下去。

您经常这样资助年轻艺术家吗?他们走后,我问老栗。我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今天是个特例,他的想法要实现需要大量的资金,至少要先生活下去,以后再想办法。老栗轻描淡写地说。

2.我从来不和艺术家有钱的关系。

老栗的坐骑竟然是一辆非常破旧的捷达。您捧红了那么多大牌画家,还买不起一辆好车?我问。我从来不和艺术家有钱的关系,要不就不能随便骂他们了。一谈到钱,关系就变了。成功的艺术家不在我的视野范围里了。老栗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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